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颇讲言论自由的封建王朝。明朝推行言官制度，大臣们可以放开了提意见，上至国家大事，下至后宫琐事，只要你有想法，可以尽管说来，不必害怕得罪皇帝。因为在明朝，再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背上“昏君”、“杀谏官”的骂名，实在气极了，最多也只是“廷杖”——在言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顿而已。
正因如此，明代言官普遍的作风，是立论唯恐不偏激，言辞唯恐不夸张，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、小道消息，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。他们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，而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，一举成名。通过骂皇帝、骂重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，以捞取政治资本。看看明朝的名臣，哪一个没有被这些言官“骂”过？如海瑞、左光斗、张居正等。
崇祯时期，明朝危机重重，最后一根救命稻草——袁崇焕照样被“骂”，乃至被凌迟处死后，骂声还在继续。清军入关后，南明小王朝还有几十万军队，还有半壁江山，但那些言官不是专心对付来势汹汹的敌人，而是继续“骂”，继续“内讧”，到了这个程度，明朝只有灭亡的份了。
明亡于万历皇帝的说法由来已久。大家之所以有此观点，缘于万历皇帝30年怠政，表现有所谓的“六不做”，就是“不郊、不庙、不朝、不见、不批、不讲”。万历执政前10年，是明朝一段辉煌的时期，文治武功都十分出色，万历为何突然要“六不做”呢？也是被言官骂成这样子的。
敢于骂皇上，直接骂，毫不留情地骂，在中国历史上以明朝最为突出。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《酒色财气四箴疏》，几乎就是对万历皇帝指着鼻子破口大骂，把万历皇帝描绘成一个好色、贪婪、残暴、昏庸、无能、懒惰……总而言之是个五毒俱全、一无是处的皇帝。在我们看来，这不是进谏，简直就是人身攻击、诽谤侵犯名誉。但万历皇帝最后给他的处分不过是革职为民。这以后，给万历皇帝上书进行无端谩骂的官员更是络绎不绝，对这种群狼式的围攻、暴风雨式的谩骂，皇帝没了脾气，只好装聋子不理睬。雒于仁还背了革职的处分，后来者，什么处分都没有了。万历皇帝选择了沉默，选择了躲避，选择了“六不做”，任由他们去骂吧。
孔子曰：“苛政猛子虎。”在明朝，这些文官“骂声猛于虎”。皇帝尚且如此忍让，何况那些舞刀弄枪的武将？能干的人都给骂下台，大明朝靠什么来支撑？勇于进谏、尽人臣之责本是件好事，但无端地放纵，逐步扭曲了言官进谏的本意，最终反倒严重干扰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。
苏东坡有句名言：“人生耐贫贱易，耐富贵难；安勤苦易，安闲散难；忍痛易，忍痒难。能耐富贵、安闲散、忍痒者，必有道之士也。”这“三易三难”，朴素平实，却像菜根一样滋味悠长。生活中很多事，可以证明这话的精辟。
苏东坡能说出这话来自切身体会。我在他的诗文中，寻到了他的痒处，和“忍痒难”这三个字得来之不易。苏东坡因反对新法，在诗中露出对新政的不满，故深陷“乌台诗案”。同年底，他被贬黄州团练副使。
因诗而惹祸，弟弟苏辙和好友们都劝他“痛戒作诗”。东坡也深感“其言至切”，他下狠心把诗“戒”掉，整整5年没有作诗。这里面的痛苦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但他牢记教训，硬是忍住了诗这个“痒”处，就是不写。
然而，5年后的一天，东坡意外地收到朋友孙莘老寄来的一块极好的墨。
问题是，墨是写诗作文用的！像一个尽最大努力戒了酒的酒徒，忽然白白得到一瓶佳酿，这诱惑如何忍受？东坡终于忍不住微笑起来，遏制了5年的诗兴在心底翻江倒海，诗句像泉水一样喷涌而出：吾穷本坐诗，久服朋友戒。五年江湖上，闭口洗残债。今来复稍稍，快痒如爬疥。……诗成一自笑，故疾逢虾蟹。
在这首诗中，他做了一个妙喻：“快痒如爬疥”。想做诗的欲望，就像疥疮一样，痒到了极处！“故疾逢虾蟹”是个传说，据说疥疮最怕遇到虾蟹，这次，竟然来了虾蟹！奇痒难耐，强忍着不挠痒痒，何等痛苦？他终于忍不住痒了，天塌下来也不管了。他一下子写了4首，心情该是“快哉快哉”！
这时候，诗情就像疖子，怎么压也压不住。数日后，他又写了一首《纵笔》诗。诗是：白发萧萧满霜风，小阁藤床寄病容。报道先生春睡美，道人轻打五更钟。
明知作诗还会惹祸，苏东坡还是“纵笔”了，在这位大才子来说，忍住诗这个“痒”，实在太难了。
果然，他再次因诗惹祸。《纵笔》这首诗很快传到京师，一向嫉妒他的宰相章惇一见，笑道：“苏子尚尔快活耶？”一纸命令，东坡再次被贬，这次是更远的、荒凉的海南岛。这年，东坡已是62岁的老翁了。他只好拖着老迈的身躯，风尘仆仆地奔向当时号称“蛮荒”的天涯海角。
对于诗这个“痒”，和挠这个痒的后果，苏东坡是深知的，清醒的，但是忍不住，跳不过！这是他的率真可爱，也是他的宿命。他历尽辛酸，悟出的“忍痒难”，其实道出的，也是一种人性的至诚至真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