擅长临床白癜风研究的专家 http://disease.39.net/bjzkbdfyy/170624/5488012.html湘*由湘勇演变而成。考察湘*的起源，必须自考察湘勇始。因此，对于湘*研究而言，《湘勇原流记》一文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。咸丰八年十一月，它由彭洋中撰于祁阳。彭系湘乡人，与湘勇、湘*创建者交往密切，这决定了《湘勇原流记》的史料价值是很高的。《湘勇原流记》是关于湘勇的历史，准确地说，是湘勇创始人之一朱孙诒的个人史。在《湘勇原流记》中，他是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，而湘勇的灵*人物、奠基者罗泽南却被置于无足轻重的位置。显然，《湘勇原流记》的真实用意是为了总结、赞颂朱氏的功绩，是为了告诉世人：朱氏是创建湘勇的最大功臣。它最后一句话说得很明白：“湘勇功半天下，而实自孙诒创厥始。予故特志其原流，以告来者。”《湘勇原流记》的写作手法有一个突出特点，就是有大量的细节。如写咸丰元年剿匪：“七月，邑之二十五、六、七都，三十五暨四十都，会匪同时骤起，群出抄抢，四十都职员李耕亭家被祸尤烈。孙诒遣刘蓉、康景晖号召团练，亲往捕治之。会匪拒捕，铳弹伤孙诒准及手足，舆夫、丁役负创者数人。喆旦，孙诒裹创，大集团丁，围攻贼渠熊聪一于湖洞，火其庐，擒贼目王祥二及其伙数人。”咸丰元年九月，曾国潢致曾国藩信，也讲述了此事，与《湘勇原流记》基本一致：“朱父台办卅五都与四十都会匪，刘霞仙、朱啸山及各绅士竭力帮办。头目熊聪大、王祥二，又有‘六月六’、‘*毛四’及胡姓皆已拿获。而朱公苦况，言之当泪下，被四十都熊姓会匪鸟铳伤鼻，啸山竟至伏地叩头叫熊姓不要打铳。朱公谓一粒子毋伤，督各绅统乡勇前进。”《湘勇原流记》所述事件，彭洋中都没有参与过，他是如何知道相关事件细节的呢？咸丰八年二月，清廷以广西巡抚劳崇光奏请，命朱孙诒赴广西帮办团练。四月，朱从长沙起程，五月抵广西。后因患病，请假回湘疗养，十月十九日启行，十一月初四日抵祁阳。在祁时，他给刘蓉写了一封信，略谓：“兄前在粤议定章程等件，□柳办团，接见绅士，多方晓谕，尚知遵办，一切甚为□手。方翼周历各郡，挨次举行，奈五月到粤，即患泄泻等症。下旬赴柳，到后正值时疫流行，兄亦经传染虐复兼痢，七月中旬稍愈，八月间头颈各处遍生热疖，内外交病。值团务告峻，中秋□省，热疖复发，手足酸软，中气不充，据医云气血亏，必须调养复元，方能服其水土。兄思年逾□，迩岁奔驰，未免有耗费精神，□今既水土不服，疾病相寻，粤为高燥之乡，在彼殊难养疾，再三禀恳劳中丞给假三个月，暂回湖南就医，安心调理，荷蒙允可，旋于十月十九日启行，初四日到祁邑公寓。”《湘勇原流记》正是写于朱氏寓祁之时。可见，其中的事件细节必是朱氏当面告诉给彭洋中的。这不得不让人怀疑，彭氏写《湘勇原流记》，实际出自朱氏的授意。《湘勇原流记》的用意是很清楚的。问题在于，朱氏为什么会在此时有此举动呢？是不是一种因应性举动呢？在朱氏抵祁阳前二个多月，曾国藩、骆秉章会衔上《湘乡县城建忠义祠折》，提及湘勇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三次行动：一是协防长沙，这是湘勇首次出县：“窃臣国藩于咸丰二年十二月奉旨帮办湖南团防时，长沙解围未久，抚臣张亮基札调湘勇千人，臣国藩率同罗泽南、王珍即王錱、刘蓉、罗信南数人督带湘勇赴省，仿照前明戚继光之法。编束队伍，练习胆技，当经缕晰奏明在案。二是剿灭衡山土匪，这是湘勇首次出县作战：“（咸丰）三年二月，衡山土匪曹戭、李跃构乱于草市，派刘长佑、王珍前往剿灭，是为湘勇杀贼立功之始。”三是支援江西，这是湘勇首次出省作战：“（咸丰三年）五月十八日，江西省城被围，前安徽抚臣江忠源由九江入省，登陴守御，飞书请援。臣国藩会商湖南抚臣招募湘勇二千、楚勇一千，配以三厅兵八百人，赴江救援。其监护*行者，则有夏廷樾、郭嵩焘、朱孙诒、罗泽南。其管带湘勇之员，则有谢邦翰、易良幹、罗信南、康景辉、杨虎臣等。而罗泽南亦自带一营。七月二十日，*至南昌。二十四日，因进兵太锐，先胜后挫。谢邦翰、易良幹及罗信南之弟罗信东等，同时阵亡。此湘勇出境剿贼，带勇绅士力战捐躯之始也。”朱孙诒是湘勇主要创始人，但在这篇奏折中毫不突出。可以想见，当他得知这篇奏折的内容时，一定愤愤不平，认为自己的功劳被抹杀了。大概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他产生了借彭洋中之笔宣扬自己功劳的想法。《湘勇原流记》就这样产生了。关于协防长沙，这篇奏折没有提及朱氏。关于支援江西，奏折中提及了朱氏，但作用也不突出。而在《湘勇原流记》中，朱孙诒在这两次行动中都担任统领，功劳自然是最大的。这明显是与曾国藩奏折唱对台戏。关于协防长沙，《湘勇原流记》如此描述：“其时张亮基抚湖南，湘阴左宗棠襄事其幕，谓泽南曰:‘湘潭避兵侨君邑者，皆谓邑团*近数十万，能调省资保卫否乎?’泽南曰:‘可。’十一月，张亮基寓书孙诒，属选千人往。不以檄而以书，重礼孙诒也。孙诒将亲行，谋与偕者，罗信南请往，泽南以亲老辞，王錱亦辞。孙诒谓泽南曰:‘君孝廉方正也，事亲诚先务，然境土若不靖，将负父母逃之荒外乎?抑听其引颈膏贼刃乎?”泽南无辞。又谓王錱曰:‘湘乡团练成，君实其勋首，今大府调练卒，咸属望君，奈何反却顾，辜众望乎?世变方亟，志士有为之时，守此不去，以待科举毛锥子，将笑人也。’皆应曰:‘愿如命。’于是王錱以三百六十人先发，十二月三十日报至。孙诒督同泽南、信南以七百二十人继之，刘蓉随，明年正月初八日亦报至。”关于支援江西，《湘勇原流记》如此记载：“（江忠源）闻南昌警告，顺道驰剿。兵寡贼众，书抵曾国藩请援。国藩方驻长沙帮办团防，商诸复任巡抚骆秉章曰：‘营兵疲，不如乡勇健战，令朱牧提湘勇赴援，其可乎?’盖孙诒是时已擢任郴州也。秉章然之，遂以孙诒统援*奏。孙诒令罗泽南领中营，廪饩生李杏春、团长李续宜佐之。易良幹领前营，团长罗信东佐之。谢邦翰领右营，团长李续宾佐之。康景晖独领左营，杨虎臣独领后营，罗信南领亲兵。王錱留剿郴、桂土匪。六月遄发，候补道夏廷樾、庶常郭嵩焘偕行。七月十九日，师次南昌。二十四日，与贼交绥永和门外，大败之。谢邦翰、易良幹、罗信东穷追至江湄，夺贼舟，被戕。孙诒哭之恸。以李续宾代领右营，罗信南兼领前营。吉安故多盗，闻南昌被围，竖旗反。忠源暨巡抚张芾、在籍尚书陈孚恩虑其与粤逆合，奏令孙诒守樟树镇，断贼勾结，遣候选教谕刘长佑隶指麾。孙诒到镇，以长佑与罗泽南、李续宾等偏师捣吉安，扫灭土寇。八月二十三日，南昌遂解严，江西全省以次勘定，湘勇凯旋。”凑巧的是，就在曾国藩奏折送达朝廷前一个月，咸丰召见郭嵩焘，问及支援江西事，有如下对话：咸丰:汝江西带勇,是何名目?郭:湘勇。咸丰:几多人?郭:两千余人。咸丰:两千余人是你一人带耶?郭:曾国藩初起，营制每营五百人,两千余人是五营,每营皆有营官。朱孙诒统带,臣是帮带。是时罗泽南、李续宾皆充当营官。可见，郭嵩焘的说法与《湘勇原流记》一致，说明《湘勇原流记》的记载是可信的，亦显示曾国藩奏折有隐瞒朱孙诒功劳的用意。曾国藩、朱孙诒曾经有着良好的友谊，曾对朱的能力和治绩评价很高。然而，咸丰四年朱几次战败并逃跑，被曾严厉斥责。四月，当骆秉章提拔朱署宝庆知府时，曾在心里是强烈反对且气愤的。显然，此时他对朱的看法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。出于公心，他必然不想朱得到朝廷的重用。这应该就是他在奏折中隐瞒朱氏功劳的原因。同治三年，朱氏将《湘勇原流记》赠与侍读学士周寿昌，盖希望借周氏之口，向清廷传达自己的功劳。此时，距《湘勇原流记》写成已有六年。在这六年间，《湘勇原流记》应该是有刊行的。同治十二年，《湘勇原流记》再次刊行。现在流传的《湘勇原流记》即源自此刊本。再次刊行《湘勇原流记》的行为动机，可追溯到同治三年八月朱氏被引见一事。清廷引见朱氏之前，向骆秉章征求对朱氏的看法。骆奏复道：“前浙江盐运使朱孙诒在湖南历署长沙、湘乡各县及署宝庆府，任内颇有贤声。乃自洊升道员之后，性近乖张，与人时相龃龉，且议论每多谬妄，待人接物轻信善疑，前后判若两人，殆所谓可小知不可大受者也。”于是，朱氏陛见后就被清廷永远地搁置起来。他认为骆氏对自己的评价来自刘蓉，遂视刘为寇仇。这成为他在几个月后与蔡寿祺联手陷害刘的导火索。但是，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。同治十二年，报复心理使朱氏授意刘典、刘倬云搜罗材料，编成《宰湘节录》一书。它有两个目的，一是赞美朱氏，一是诋毁刘蓉。《湘勇原流记》作为朱氏功劳的证明被收入此书，得以流传至今。《湘勇原流记》让我们看到正直、勇敢的朱孙诒，《宰湘节录》让我们看到狭隘、阴险的朱孙诒。他们都是真实的。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，起决定作用的是对功名、权利的执念。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合集#个上一篇下一篇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