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金宇澄
出版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连载
进入大营盘，同学们脱下黄卡其高中校服，穿灰布军装，粗布袜，休假出营，门岗有检查，规定改穿高帮皮鞋，必须擦得乌黑锃亮，出操换苎麻编结的草鞋，发刺刀，“中正式”长枪是当年最新型号，比七九步枪短很多，宿舍有固定的个人枪架，刺刀插入皮套放于床头，清早四点半一声起身号，值星官穿戴整齐，连声催促，一连串“快！快！”“动作快！！”，全副武装，披挂水壶、背包、腰带、刺刀。他觉得最麻烦的是缠绑腿，一团绑腿布捏到手中，越忙越绑不好，要打出规定的三个“人”字花，要挺括平整，有人可以打到膝盖上，更显两腿修长。
每天“三操两讲堂”、加强野外行军、演习，军事教材是六十四开玫瑰红封面《步兵操典》—包括“野外勤務”“築城教範”（筑战壕、防御体操作）的正规军校教本。军训第一条规定：听到“蒋委员长”四字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必须迅速立正。一个三百来人的大队，瞬间爆发出三百来双皮鞋敲击地面的一声巨响，其速度之快，动作之整齐，声音之响亮，令人震撼。
他发现学生兵明显被优待。普通士兵犯纪即当众吃军棍，立刻剥除下衣，揿到地上紧压双腿，一军人举起七尺长军棍执行，共打五下（轻罚），已皮开肉绽。学生兵犯了错，最多关禁闭。
［父亲笔记］
在杭州，我竟同二姐会了面。蕴姐十七岁出嫁，后搬到苏州，一直关系亲密。三年初中我在苏州读书时常去见她，她曾在景海及惠灵中学读书。后来搬家到上海，住宝山路。这次父亲来信说她到了杭州，我非常高兴。隔天照信上的地址找到艮山门，走进一个上海里弄式的房子，刚上了二楼，不料正与她迎面相遇。我热得脱下军帽扇风，她见一个光头对她傻笑，竟认不出我来：“倷（引注：你）寻啥人？寻错人家了！”我叫声“阿姐—”“啊呀—是弟弟哩，剃了个光头？从啥地方来呀？”见我这身打扮她大为惊讶，两人哈哈大笑。我摸光头说：“军训啊！”——我十八岁，她二十一岁。这一幕印象甚深，如今回想，就像发生在昨日。
二姐是为服侍高龄的公公，特地带了女儿搬来杭州。她介绍我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见了面，实际也不过六十岁左右年纪而已，较显苍老。知道我在杭州军训他非常高兴，眯起老花眼从上到下对我打量一番，马上叫我姐姐：“‘代名词’，去买点心给弟弟吃。”说来好笑，据说姐姐初到夫家时，学生气未脱，有一回大发议论说，人的名字，不过是个代名词罢了，怎么取都可以。听者大噱，遂给她起了“代名词”的绰号。以后姐夫全家上下都叫二姐为“代名词”而不呼其名。这次去看姐姐，同她没讲多少话，倒是老先生与我叨叨不休，拿出装裱的册页诗作，不厌其烦一页页讲解，字写得苍劲古朴，很有功底。现在想来，老先生怎会拉我大谈诗词？他的谈兴不是为我，他三个儿子一个女儿，个个不在身边，且同诗文无缘，同我姐姐也无从谈起，无人好谈，知道我是高中生，好似遇到知音，一发而不可收。我不理解老人的苦楚，只喜欢他一手好字，想讨字又不敢。此后一直再没见过他。
六月下旬的某日，杭州特别热，全体高中生集中到营房前操场，不久大学生队伍也到了，一片“报数、立正、稍息、实到人数”声此起彼落，值星官喊口令开始拖长尾巴，声音变粗，立正的“正”字拖长四五拍，全场一万多人集合完毕。
总队长范汉杰从一群军官中出来，白面书生，挂少将金底板领章，穿棕色马靴，一口文质彬彬广东官话，踏上司令台，大队长高喊“立正——”一声“正”字长音，那年代不用扩音机，全靠丹田之气，数千人都能听到，因此当年军官像唱京戏，天蒙蒙亮要去田野里吊嗓子。此刻，另一批人由侧门鱼贯上台，为首穿夏季白西服的是汪精卫，后面是曾仲鸣、褚民谊和陈春圃等人。
他记得就在这天，汪讲了“焦土政策”，开口闭口“兄弟”“兄弟”，引出“焦土抗战”的议论，当时报纸还没公开提出这个调子。汪一再强调中国是弱国，比日本落后六七十年，弱国之民要抵抗日本人杀进来，是很难的，只能让敌人进得慢一些，要争取时间“安内攘外”，对付日本人要抱定牺牲决心，即使人与土地“俱成灰烬”……
褚民谊（曾提倡“救国不忘运动”，生性风流）也结结巴巴讲了几句，南浔话，江南小镇味道……无人能预测时隔八年，抗战胜利以后，我父亲在苏州高等法院记者席，听此人语无伦次为汉奸行为开脱，虽一再申言曾保留孙中山肝脏有功，乞求从轻发落，终不免伏法。
［《抗战时代生活史》／陈存仁］
……（褚民谊）临死以前，忽然很镇定，跟摄影记者笑着说，这是最后一次照相了，希望照得好一点。他的一枪，是从背后打进去的，褚民谊原有太极拳的功夫，中枪之后，忽然作一个鹞子翻身，仰天而逝，结束了他糊涂的一生。
每天频繁出操和急行军，导致父亲腿部的淋巴腺肿胀溃疡，一次在家信里告诉了父母，不料引起他们万分不安。
一个星期六下午，我祖父从黎里镇赶到杭州大营盘。我父亲刚跑近门房，见老人家正对着营门内张望，见到他就诧异地问：“腿上疖子怎么了？不要紧吧？啊？”
他回答说，已经收口了，已经好了。那时，他一身军装，剃了光头，打绑腿，仿佛变了个样子。祖父目不转睛凝视他说，夜里可以跟我一道住旅馆吧？他答说受训期间不可在外住宿的，但为免老人家失望，最后约定改日再见面。父子俩立得笔直，讲不出几句话来。翌日中午，祖父又来到大营盘，穿一件白香云纱绸长衫，戴浅灰色巴拿马软木帽，父子俩走到西湖旁边坐了一会，吃了一碗面，一瓶橘子水。我祖父抽烟，不时望望我父亲，望远处的六桥山水，神情忧郁。父亲回忆说，你祖父以前常来杭州游玩，大概留下了太多的印象……
这次相见，只短短三个小时，要按时回营了，两人步行到南星桥，一路说了些什么话，已不记得了，走到大门口准备告别，就听我祖父说：我车票已买好了。然后祖父背过身去，就于西晒太阳下缓步离去，路上留下了长长的影子。我父亲在短墙栅栏缝隙里目送老人家渐行渐远……尤其当他进入了自己的老境，每提起这告别一幕，恍如隔世，常常极为伤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