童年记事
我从小生活在一个比较富余的大家庭，记得五岁那一年，掖窝里生了一个恶疖子，浑身滚烫，爷爷背我去了车道口，找了一个野大夫，用刀子割开，放出了脓血才治好。想那时爷爷疼孙子是真疼，尤其那时，其他叔辈生的都是女孩，你想爷爷能不心痛孙子吗？直到七岁上学时，父辈一代尚未分居，是爷爷拎着我的手送到学校的。
学校是外号“三翰林”——宋百奎之祖父家的一幢闲屋里开的，有四五间吧，三翰林与爷爷平辈，我叫他三爷爷。拜了师以后，爷爷递上一包清钱（铜板），如今回想起来也就是二吊钱。铜板一吊是50个，商家都有一种数钱的工具体叫钱躺子，形如洗衣板，上有凹槽五格，每格可放25个铜板，放满为2吊5，商家用这种这种工具数钱省事准确。当时的清钱50个是1吊，25个为半吊子，有那种不务正业的人，称其为半吊子，缺点心计的人，称其为二百五，谚语就是这么来的。这些钱到底是一年的学费还是半年的学费？以后再怎么交，就不知道了。
老师收了钱，就等于这个孩子可以在这里念书了。从此，我就进了这个私塾，读了二年多，启蒙课《三字经》，“人之初，性本善......”接下来就正《千字文》，“天地元黄......”那时候上课叫正书，《百家姓》“赵钱孙李......”《五言杂字》，“人生天地间，稼农最为先.....”.《五言诗》，“春眠不觉晓.....”.最后又加上《论语》，“子曰学而时习之......”
老师上午正书，下午叫学生高声朗读，距离几十米远，就知道这地方有学校，不见学童，先闻书声。每天早晨一到学校，老师就叫每个学生，把头一天正的书，全背一遍，用现在的话就是小考，背不过，就在一傍站着，等其他学生背完了，再叫他背，如果还背不过，就要捱板子了。
板子有三指多宽，一尺多长，一指多厚，平时就放在讲台上，没有敢动的。轻者打手三下，重者打手五下，犯下严重错误的要打腚板。对背书我不犯愁，几本合起来，从头到尾，如流水一般一气呵成，不打哏得。现在回头看，学过的那些书上虽有若干字不认识，但还能柳（顺着说）下来，记忆非常清楚，所以我体会到学东西还是从小学记得牢。
学校校门口的门槛很高，有一次进校屋门，因为人小门枕高，不小心绊倒了，正好碰在临门一个同学的四方槐木凳角上，把头碰破，口子较深，流出了血，幸亏宋百奎他叔是一个西医，立即给了药，贴了纱布，用帽子盖住，好几天才全愈。现今还有一个疤留在脑门子上。这时大哥佩顺在台家村赁铺（出赁红白喜事的娇子、罩、抬棺材的工具）台兰金处上学，也是私塾，较高级的，从论语开始，到大学、中庸等。
年左右，世道不稳，日本侵略中国，各种杂牌武装揭杆而起，各种税捐接踵而来，这时上边不准教私塾，学生就挪到邵家巷子头上，路东边一个关爷庙的北边，二面店（面店）宋魁功的后屋里。宋魁功没有儿子，只有一个闺女，与我同令，后嫁给范家庄范维顺为小婆，也就是现在孙振勇的后姥姥。
那时学校里有小东庄徐校僕任教，上洋学，课本只有语文一本，第一课是“上学去，弟弟、妹妹快起来......”
桌面上放新书，应付督学检查，桌洞里仍是旧书，还是不叫写字。到了年，伪一团团长张竹溪，驻夏庄设立了据点，招人，拨壮丁，扩充队伍三四百人之众，他主持筹建了夏庄小学，俺就移到了小学，当时有多少班不知道，有初级班、初中班，学生有几百人，来自四店、北村、官庄、高、聂、于、河崖、前、后岭、孙、闫、仪、土、管、赵新、台子等，非常红火。校长张继三，后被共产党枪毙，教师：宋子言（宋俊铭之兄），死于台湾，徐继勤（徐兆言之父），徐校僕（陈明言之舅），河崖郭家园郭老师，杜贤鲁（杜世言之大伯），张福山（郭珍之夫），宋松南（宋佩功之父），宋志松（宋群之父）。还有河西的李老师（女的）教音乐，在我班上音乐课点名时，一个叫宋晋亮（小集上），她叫一遍：宋普亮、连叫了几遍，都没有应的，她的声音更高了，这时那个学生起来说：老师，我叫宋晋亮，不叫宋普亮。她弄了个大红脸，由此可见，那时的老师的文化水平不是很高。
初到学校，开始教学生写字，那时用石笔往石板上写字，记得“上学去”三个字，一黑板差点没着了（没写开）。
上学时，手拎一块石板，掖下夹一本书，没有一个用书包的，冬天冻的鼻涕大长长，穿一双草鞋，袜子露着脚后跟。往后就用铅笔写字了，那时买不起本子，就买张封窗纸，割一割，娘给用线订起来用。到了三年级，就改报纸料子，比封窗纸厚点，可以两面写字，那时最好的纸就是新闻纸了，如同现在的复印纸。记得有一次费了好大的事，娘给说着情，爹才给买了一张新闻纸，自己不敢裁，就叫我的同学张继跃拿了他家开的印刷厂去给裁开，订起来，还给加了两枚铜订书钉。直到四年级第一学期掇学，始终没用过水笔，后来参加了工作，才决心要有三样东西：一支好笔，一辆好车子，一块好手表，我都实现了，有了英雄派克笔，德国自行车，瑞士手表。
那时上学，名义上是学生，实则到了农忙季节都要下来帮爹干活，时间大约一半学习，一半干农活，下午放了学还要挎大花篓去场园拿草喂牲口。好处功课累不着我，即使半读成绩也是年年甲等，最次的一次是乙等第一名。
记得有一次给驴拌草——就是把铡碎的谷秸，用筛子箩箩，放到石槽里，加上水，然后加上料。料是把豆子炒熟，上碾压碎成粉末状，很香，搅拌均匀，怕其光吃了料，把草剩下。在搅拌的时候用另一只胳膊捂住驴头，不让它在未拌均匀前下嘴。可是驴闻到料的香味，耐不住，想吃，我的胳膊又挡着它的头，它急了，一口就把我的胳膊咬住，那时我也就十二岁，疼的我大声喊叫，家里人听到后赶过来，一看情况，立即掐住驴的鼻子，它才松开了口。幸好没有咬断骨头，只咬破了皮，上了几次药才好了，至今还留好几个牙印伤疤。
到了年春天，那时正上四年级一学期，学校里风传姜庄一带有八路，传说是头上包红头巾，红眼睛，晚上到各家去闻味。吓的高、聂、于的学生放了学，不敢往家走，那时伪军界早有知晓，当时伪一团长张竹溪驻防夏庄，夏庄就成立联壮队，把青壮年组织起来，集中训练，加强了防范。夏庄周围有围墙，除了深挖了外沟，还堵死了北大门和宋家巷子大门，外出种地的百姓，推车的都要转小集或徐家巷子，空手的行人就爬大阴沟——下水道。
那时，围墙是用土垒起来的，上边的垛口有50公分厚，里面有2米多宽的走路，供守卫者来回走动。张竹溪虽有一个团的编制，但兵力分散，楚秀成营驻姜庄老屯，李丹成营驻姚戈庄东纪家庄，刘若温营驻后张鲁，一个保队驻南曲，保护其老家，只有一个大队驻守团部，连文职人员不足百人。团部设在夏庄东南角上，修了一座二层炮楼，那时张竹溪有自己的兵工厂，设在宋家巷子宋新浦的房子里，有十几个人干活，有从汉阳兵工厂来得王大胡子，专钻枪筒子，宋立安（宋真文的父亲）专刻枪栓后跟上的梅花，仿造日本大盖子。
由于他的兵力分散，围墙站岗的全是百姓，二班倒，由保甲长排班分段，富户轮流值班巡查，但多数富户不自己去值，花钱雇上个人顶替，驻团部伪军派人下来检查，下来的兵多数是找外块的，只要值班人暗递上几个钱或香烟之类的东西，就什么事也没有，如值班人或受雇值班人死心眼，不送东西，他就找你毛病。要查哪有没有毛病的，先查你上岗的人数够不够。有时受雇的人也暗自允许自己的亲戚不站岗，只要查出来，先打你一顿棍子，然后罚你站一晚上岗，第二天晚上还找你麻烦。有时值班人员吓得下身先围上被，再外罩大袄，就是挨上顿打，也伤不及骨头，时间长了，即使富户也没那么多钱送，就只好吃点苦头了。现在回想，这些情况八路军早侦察好了，到了秋天，正好张竹溪不在团部，夜间忽然枪声大作，站岗的民队早吓的各自找地方藏身去了，但不敢回家，怕查出来惹麻烦，只是守围团部的伪军进行了抵抗。
天微微明，解决了战斗，枪声也不响了，八路军从容撤去，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，连团部的一群羊也被赶走了。这时，站岗的百姓才回了家，大哥佩顺就是在一个枯井里蹲了半夜才回家的。这一年冬天大哥去了青岛热河路义合昌铁工厂学徒。
这是第一次伪一团据点被揣掉，第二天张竹溪带部分人马，据说还有日本兵，开着汽车，回来一看，大势已去，分外眼红，就带领护兵从南向北走。到了代家巷子口，正遇上碾西朱五，外号叫朱司令，他本是地主公子，与那些护兵很熟，有一护兵跟他开玩笑说：来了朱司令了。张竹溪一听，骂了一声：妈的，什么司令，掏出手枪，一枪把他打死在地，又往北走，到了徐玉进（三老头）家，一看没有人，又到了徐家巷口（一定有人告诉他），一枪把三老头之妻打死，又去了七老柴家，一枪又把七老柴打死在炕上。这是这一年在夏庄发生的血案。
从此团部移居张家村。张家村可倒霉了，把所有人家通通赶了出来，自己谋住处，不管死活。从冬天开始，内拆房子，把有碍事的房全部拆除，把地主张天兴的房子作了团部，周边修里外两道围墙，外围子有7、8米高，5、6米宽的豪沟，二米多深的水，只留一道西门出入，豪沟上有吊桥，部队站岗把守，桥西头路南，驻着便衣队、马队，团长一行动，有护兵十几个跟随，青一色的三大件：短大盖、匣子枪、手枪，腰扎红绫领带，好不威风。这时，日本已投降，他们仍在作威作福。
夏庄团部被歼时，一个团付被打死，召开追悼大会，地点在南门外东边，扎了一个大台子，强拉百姓、学生参加，台前部队，各种武器摆列整齐，周围有部队岗哨，西边的大路上有马队，马是膘肥体壮，马兵也是三大件，护兵站立左右，还有纸幡童男童女、另有纸马，上骑一纸兵，武装整齐，栩栩如生。便衣队，腰插匣子枪，衣寇不整，如同电影地道战上的武工队一模一样。我真是看了热闹了。
转眼到了年，百姓天天出伕，有一次我出伕去铡草，就是把谷秸先用连阶(一种打碎豆秸的原始工具）打打，然后一人往铡里入草，一人按铡刀把谷草铡碎，好喂马。宋发祥他爹当伪镇长，出来一看我人小，就说：这是谁家的孩子，好生看着，别让猫叼了去。我还去过团部修过锅灶，偷过馒头吃.那时夏庄镇的人不知什么原因，只干内部的杂活，不修围子。修围子，挖豪沟是苦差，这些由四老屯、东洼的百姓干。干活时，只要干活的一直腰，叫监工的看见，上去就是一棍子。有叫金子元的副官，拿着一条马鞭子，叫他看见，他不打一下，是打一顿。他个矮，够不着，叫被打的蹲下再打。他有两个儿子都在夏庄小学念书，大的叫金成文，上六年级，二的叫金成侠，与我同班，就是现在检察院为吕尧胜开车的金波他爹，当时在学校里，想欺负谁欺侮谁。那时干活的有一个口头禅：不打勤的，不打懒的，单打不长眼的，意思是整天不干活不要紧，只要别让监工的看见，看监工的来了，快干几下，一点事都没有。
正在张家村修围子的时候，夏庄街上出院一件怪事：到处起火，多数是草垛，没有房屋，这天这儿着了，明天那里着了。后来调查说是有人放火，就锁定徐家巷子一个小名叫大宽的男人，说他指哪里哪里就着火，后来就被张部把他爷儿俩个抓去，在张家村西枪毙了。大宽死了后，仍然起火，吓得那些富户摆供请狐仙的客，着火的事慢慢消失，大宽爷儿俩死的够冤枉的。
据传，夏庄街是条龙，应是一朝代的金銮殿，因被南方蛮子破坏了：一个巷子头挖了一眼井，把龙爪锁住，南头挖了二个湾，把龙眼挖瞎，台家村应是个铸币厂，后来出些翻砂匠，铸铁、铲头、搂角子，后来就给张竹溪铸手榴弹壳，兵工厂弄去再装药，上把，然后分给各村的自卫队。那时宋家巷子的自卫队队长是宋洪礼（杜世敏的姐夫，宋洪智他哥），负责管理手榴弹，宋洪智在家里拆卸时，把手榴弹弄响了，炸了一只胳膊去。洪礼解放后罚了劳工，不知发往何处，再没见回来，他老婆去了内蒙古找了个男人，杜（成）刚就是投奔她考上了大学。
张竹溪就这样折腾到年3月18，被八路消灭，同时把他活捉了去，至此，东北乡的伪势力全部肃清，八路军一部分驻守夏庄。刚打开张家村，夏庄街上不准往外出入，我拎一个葫芦头，里面装着砷石拌的蝼蛄食，装作踩谷的，就出了邵家巷子，到了西坡，把葫芦头一丢，就往高密方向奔去。
到了高密张家大街（没想着是领我去还是与谁一块去的）我姑妈家，时间也就二点多钟，正好姑爷在家，他就是裕祥斋的大掌柜张兴福（父亲当时就在青岛裕祥斋当伙计），说明来意，休息片刻，他就领我去了得利表行。
得利表行位于张家大街西头白衣阁东边紧靠一个关帝庙，就是现在的邮局那地方。门面正房三间，坐北朝南，一间是修表间，接连一间柜屋，老太太住着，二间是杂货铺——烟火、调味品之类的东西都在玻璃柜台里摆着，还有一个后门通后院，影壁墙后边有敞棚，灶房，东北角是厕所，西墙外是白衣阁，住着尼姑。
到了那里，先拜见了师傅荆振奎（后来听说他也是在青岛瑞祥斋学徒出来的）和他的母亲，我叫她奶奶，脸上有几个麻子，挺严肃的。也不知姑爷是如何对他说的，就把我留下了。到了四点多钟才吃午饭，记得吃的是油灰面饼，高梁面加白面烙成的，因为城里人都吃两顿饭，这顿饭也就算晚饭了。
原来的一个伙计，也就是我的师兄了，他叫宋学文，他家住倒坐观西边，现在的供销大厦附近。晚饭后和他商量，合伙用板子支了一个铺，他有被和褥子，我仅穿了一件兰布棉大袄，铺着他的褥子，盖着我自己的大袄，幸好气候不很冷了，也没觉得不舒服。天刚亮就起来掀铺板，开了门，把窗档子敞开，挂上勾，防止风括动，打破玻璃。然后洗脸，再由大师兄领着去挑水，挑两个水桶和一捆井绳，挂在担杖上，通过白衣阁洞子往北走，踩着不规则的乱石子，过了河，一直走到铁路边上一个叫甜水湾的地方，有一眼井，放下担杖，拿下井绳，井绳的一端拴一个倒死勾子（防止稍掉井里）。水井大约有7、8米深，有时也到卢家胡同挑，这地方近一点，但井深约10米之多，水位较浅，去晚了就没有水了。
现在想一下，一个十三、四岁的孩子，去五里路远的地方挑两桶水和一捆井绳，走平路还好，还得趟着乱石过一条十几米宽的小河是何等的困难。一次，脚踩歪了，掉河里把鞋湿了，也没的换，硬是用自己的体温烙干了。
挑两趟水回来，九点左右才吃早饭，照样是油灰面饼加稀饭，饭后管卖东西和看孩子，那时，师父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刚生的男孩叫得利，女儿一个叫群，一个叫领弟，大的嫁给了北楼闫老三。因为当时兵荒马乱，师母当时住在东边，三清观西边过道的东间里，晚上师傅未回去前，奶奶叫我去和她作伴，等师傅忙完了活回去，再叫我走。
有时也给白衣阁上的尼姑挑水和干一点零活，她住在阁后，朝西门，二幢正屋，各三间，从前一幢正面门直通后一幢，前一幢住人，后一幢供着神像，阳光很暗，看不清楚，只能看到正中有烧香的东西。一共有四个尼姑，老的我叫她爷爷，中年的我叫她叔叔，还有二个小的未落发，叫我哥哥。师太有时按排我去干活，只要我去给她们干活，她们都给我好吃的，记得端午节，给我的是咸鸭蛋、粽子，还有面模做成的莲花元宝等，面粉很白，比现在加增白粉的还白，别的东西都吃了，唯面模没舍得吃，逢集就在门里坐着瞅人，一心想看见个赶集的熟人，把东西捎给娘吃。
因为张家大街是往城里去的要道，从东头的玉皇阁（现在的财政局）往里走，经白衣阁再往西往南，到了东风桥，往南，到倒坐观，现在的密利达，这一块是最繁华的地方——鞋店、布庄、食品、照相、理发、钱庄、医药等等。那时到城里去是很难的，有国民党兵把守，必须出示良民证，有时去南门外买东西，只能走东风桥东崖往南到神仙巷（医院附近）去买。赶集卖东西都在南头，当时的形势十分混乱，国民党军队不时开出城去，汽车天天不间断地从火车站往城里拉面粉，数日不断。
到了古历5月12日过午，就听到东岭上枪声大作，像刮风一般呜呜的。到了天黑的时候，部队就退到了四关来了，白衣阁上驻上部队了，满街的口令声，乱枪不断，师傅一家就藏在案子底下的麻袋上，时间一长，我就睡着了，伸腿蹬的桌响，师傅不让。
到了半夜里，一国军砸开门，叫师傅脱下衣服要去就走，第二天，在后面的敞棚里看到一身国民党军装。那一夜还有人去叫东邻“铭新”理发店常师傅的门，要衣服，没给开门，国民党兵就在房顶上拿机枪往屋里扫射，幸好他躺在屋角里，没有被打死，天一明他就跑了，门开着，叫跟随而来的土八路拾掇了干干净净。后来，我在商业局参加对私营改造，见了他还说起此事。
天亮了，就是5月13，城被攻破，没有了枪声。我还是照样去挑水，打好水还未担起来，就来了几个穿黄军装的八路军，截住我们，把所有挑水的都领了城里去，送到现在的武装部大院的水缸里。一路上看到城外到处是死尸，被日头晒的都发胀了，有的露着大金牙，还有断了腿的，在谷地爬，也没人管。东风桥当时很矮，两边河里有若干美金、法币，也没人去捡，武装部大院里的大枪垛成了小山。
住了几天，师傅到青岛去了，我也想家想的厉害，告别师太、师母也要回家。往家走前，师母把师傅的一双旧元口鞋给改了一下，把后边的鞋底裁了一块去，把帮子揎进一块去缝起来，穿着很跟脚，自己也感到很美。原来从家里走时穿的那双布底鞋，早就破的不成样子了，师母可能认为我要往家走了，原来的鞋也不跟脚了，再说，我在她家里也很勤快，干了不少活，叫孩子穿那么双破烂不堪的鞋回家不好看，所以给了双改造的旧鞋。
往家走也不怕什么，只知朝东北方向走，到了现在的一中前的操场上，看见那里摆着一排小汽车，有二三十辆，象现在吉普。那地方原来是日本的大刀部队杀害中国人的地方，日本投降以后驻上了美国的救济总署，汽车就是他们的，后来也不知哪里去了。我一路顺大路往走北方向走，也没问路，顺利到了家。带回家的东西是原来走时穿的一件蓝布大棉袄，里面包着尼姑给的一直没舍得吃的面花。
到家的时候约计也就四点钟左右，也没觉得累，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，只是见了娘就冤的哭了，娘上下打量着我，流出了高兴的眼泪，娘给我一碗水喝了，就到后场园去了。
记得我进村第一个见到的人是三大伯——宋金堂（佩法的父亲），他在一棵槐树底下乘凉（因他是残疾人不能干活），我叫了他一声：三大爷，他笑着叫着我小名：来家了。看到了我穿的一双元口鞋（那时只有财主或做买卖的掌柜穿这种鞋）说：“爷们（即侄子）出去创好了，穿上皮底鞋了”，不知是赞美还是揶动。其实他没细看，是底子少了半截的改造过的旧鞋，我心有说不出的感觉。
从此我就下起了农业了，也学会了很多农业知识和工具名称。
这时，父亲和大哥都在青岛，在家的几个弟弟都还小，一切活都是我一人承担。小活不在话下，我十五岁就能单打鞭，就是装上二篓子粪，约4、5百斤，不用人牵牲口，让驴自己拉着木轱轮小车，顺着车辙往前走，如果驴不听使唤，就一只手扶住小车把，另一只手扬鞭，同时还要发出口令，如往右就喊：噢、噢，向左就喊：依、依，驻下就喊：吁...耕地也喊这种口令，但使牛就不一样了，往右喊噢啦啦，向左就喊依咧咧。
耕地使木犁，也叫驴具，由两头牲口拉着，套的后端是一块横棍，叫吊盘子，与套为一体，中间有一个铁鼻子，再后边有根木棍，叫横杆，两端各有一个勾子，分别挂在两个牲口套上的铁鼻里，横杆中间也设有一个个铁鼻子，挂在软圈上，软圈是三个环。另一端挂在木犁的拱头后边朝下的一个木楔上，就这块木楔叫驴俱。再后就是铲头，犁把。
有俗语说：退了奶牙退食牙，退了食牙扶犁把，就是扶犁把耕地，犁把有一橹，它管着耕地的深浅，如耕的深了，牲口拉不动，就从橹下边垫上点东西，有时带一块木板，垫上木板还不行，就地找一些草垫，如果浅了就撤去一点，牲口开始拉着，就要扶住犁把往前瞅着拱头，因为它关系到地耕得直不直，还要